一、從哈尼遇刺事件談起
克里斯．哈尼（Chris Hani）是南非武裝力量「民族之矛」的領袖。他極富魅力，在反抗種族隔離的運動中相當受到愛戴。1993年4月，哈尼在住家附近遭到一位政治傾向極右的波蘭移民殺害。在當時，南非總統戴克拉克（F. W. de Klerk）與包括納爾遜・曼德拉（Nelson Mandela）在內的各政黨領袖，正試圖終止彼此間的武裝對抗，尋求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建立民主體制。哈尼遇刺，不但震撼南非黑人社群，也讓和平談判的進程蒙上嚴重的陰影。
今日我們已經知道，哈尼的奉獻與犠牲並未白費。他遇刺的事件實際上迫使各政黨領袖加速和平談判的進程，最終促成南非在1994年舉行首次民主選舉，曼德拉順利當選總統，領導南非邁向民主轉型之路。有鑑於刺殺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，再加上哈尼在反對運動中的重要地位，南非歷史教科書納入此一刺殺事件並不令人意外；而編寫的重點可能會設定在事件發生當時的政治與社會背景，與此一事件對南非民主進程帶來的影響，以協助讀者理解此事的歷史意義。
如果依照我國教科書的編寫習慣，大致上會將事件的政治脈絡、發生經過、事發後的社會反應與事件的影響等，放在正文中進行說明。餘如相關的圖片或資料，則放在正文兩側邊欄，做為補充的參考資訊。有心的作者，則可能在正文結束時提供幾道問題，做為課堂討論的依據。
二、不一樣的教科書編寫方式
不過，我們在研讀南非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後發現，有些版本並不採用這類編寫方式。以馬斯克・米勒・朗文出版社（Maskew Miller Longman）發行的《焦點歷史》（Focus History）為例，該書作者將哈尼事件編在「重啟多黨協商」一章的第2節。課文的正文以三個段落概略說明刺殺事件，包括哈尼在抗爭運動中的地位，刺殺事件發生的經過，曼德拉在事發後發表的電視演說，以及各政黨因此事加速和平談判。在正文之後，作者隨即提供三則資料（source）：
資料M：這則資料的內容是一段節錄自專書的文字，詳述刺殺事件發生的經過，包括兇手犯案的過程，哈尼的鄰居（一位白人女性）目睹經過而記下車號報警，警方因而得以在案發15分鐘後順利逮捕兇手；最後說明哈尼在反抗運動中具有的影響力，尤其在「民族之矛」年輕成員心目中的地位。
資料N：節錄自另一本專書的文字，前半段摘錄曼德拉電視演說的一段內容。曼德拉提到一位白人男性來到南非犯下如此重大的罪行，但另一位白人女性卻冒著生命危險向警方提供線索，他為此呼籲全體南非人民團結起來捍衛自由。接著，專書作者評論曼德拉的表現指出，戴克拉克或許仍是南非總統，但從電視演說來看，曼德拉才是南非的領導人。
資料O：一則在哈尼的追思儀式辦理期間所發表的漫畫。哈尼的追思儀式估計有超過十萬人參加，其中有二萬人隨著靈柩，步行50公里至哈尼下葬的墓地。此則漫畫呈現的，是無法看到盡頭的人群——包括黑人與白人——安靜的排隊，向哈尼的靈柩獻花致意。
在三則資料之後，作者設計了一個活動（activity），其中包括三道問題：
1. 第一道問題要求學習者閱讀資料M之後，解釋哈尼遇害的原因。
2. 第二道問題要求學習者閱讀資料N，然後提出三個子問題，分別是：（1）解釋曼德拉的電視演說為何重要？（2）我們如何從曼德拉的演說中看出南非的權力平衡已經發生轉移？（3）這則資料的內容是否帶有偏見？請解釋原因。
3. 第三道問題要求學習者閱讀資料O，解釋此幅漫畫的意義及其隱含的觀點。
從上面的例子來看，南非教科書的內容包括正文、資料與活動三個主要元素，與我國教科書的設計相似。但若觀察三個元素所占的篇幅比例，則南非出版社採取的編寫方式與我國相當不同。在《焦點歷史》當中，哈尼遇刺事件總共占了三頁，其中正文的三段文字占了第一頁的前四分之三，其後二頁的篇幅均用來呈現資料，只有第三頁最末才用一個方框，留給活動這個元素。這樣的編排，與我國將資料視為配件、通常都放在邊欄的習慣，可謂大異其趣。
三、以資料為本的教科書編寫
進一步來看，這三個元素在南非歷史教科書中的角色、功能、甚至相互之間的關係，亦與我國教科書有不同的設定。
（一）資料、正文與活動的關係
從哈尼遇刺事件的編寫方式來看，《焦點歷史》的正文僅說明事件發生的梗概。其餘協助讀者理解事件的歷史意義或當時社會脈絡之訊息，均透過資料來呈現。此處有兩個值得關注的重點：第一，資料與正文之間為相互搭配的關係。資料不是附加的資訊，而是學習內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與正文共同構成一個整體。第二、藉由使用多種來源的資料，不同的觀點得以進入教科書，避免僅出現作者單一敘事的缺點。
再者，活動均緊扣著資料設計問題，引導學習者解析資料內容。整體而言，資料一方面與正文相互搭配，另一方面又同時是活動的基礎；正文、資料與活動既共同構成學習歷程，又分別發揮不同的功能：正文提供背景與基本知識，資料提供脈絡與多元視角，活動作為聚斂，引導學習者理解、詮釋與思辨正文與資料的內容。
（二）透過資料培養歷史技能
歷史教科書使用資料最主要的目的，仍在於藉由資料的閱讀理解，培養建構歷史知識的能力。林慈淑教授曾經在〈證據概念——從高中歷史課綱到教學問題探析〉一文中說明，文本閱讀（textual reading）與證據概念（concept of evidence）二者，為歷史課堂中學生應該獲得的思維能力。教師引介資料，可幫助學生學習閱讀資料文本，以及評估資料作為證據的可能性。資料是溝通歷史教學和歷史學的中介，可提供學生進入歷史學的憑藉，學習「像史家一樣閱讀」。由於南非教科書引用的資料類型十分多元（如學術著作、傳記、媒體評論、政治漫畫、當事人的證詞等等），學習者在進行活動時，即同時累積閱讀各種文類的能力。學習者也藉由提問的設計，練習不同的歷史技能，例如從不同來源蒐集資料以建構事情的完整圖像，擷取資訊做為產出歷史敘事的證據，或評估資料本身是否值得信賴、是否採取特定立場等等。
四、結論
在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中，對普通型高中的歷史教學有以下的說明：「普高歷史必修課程依時序選擇基本課題設計主題，透過歷史資料的閱讀和分析，培養學習者發現、認識及解決問題的基本要素」；而在說明歷史考察的實施方式時也指出：「教師可透過引導學生閱讀與解析歷史資料、實地踏查、訪談，或進行各類歷史創作與展演，提升學生的歷史思維……。」根據這些說明，新課綱十分強調歷史資料的重要性；要言之，學會如何閱讀與解析歷史資料，被認為是培養歷史素養的主要方法，因此也是歷史教育的重要環節。
然不可諱言的是，在我國歷史教科書的設計中，作者的敘事仍為主體，資料的數量不多，亦常淪為陪襯的地位。學習者在閱讀這樣的教科書時，不可免的缺少使用探究方法閱讀不同資料的機會，終究只能採取記憶正文的方式，來習得教科書的內容。南非歷史教科書採用了大量的資料供學習者閱讀，而其正文、資料與活動相互搭配的方式，更使資料的教育功能得以發揮。南非教科書的案例，或許能為國內歷史教科書的編寫模式，提供另一種選擇。
資料來源
李仰桓、李涵鈺（2022）。南非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轉型正義及以資料為本的編寫策略。教科書研究，15（3），81-115。
附加檔案
- 以資料為本的歷史教科書編寫方式：南非的示例.pdf（另開新視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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